林奕華:醉翁之意不在酒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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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中,葛蘭飾演的紅歌舞明星李美心手持一份合約,旁邊是當說客的蔣光超。

 

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(一九六三)中,葛蘭飾演的紅歌舞明星李美心手持一份合約,旁邊是當說客的蔣光超,還有夜總會的王經理,蔣對葛說:「這個合同,就算是外國請來的歌星,也不過如此。」葛蘭:「我並不計較待遇,不過,我有一個特別的要求……我希望在合同上加上一條……凡是我演唱的節目,一定要由金石鳴(喬宏)指揮樂隊。」只見王經理面有難色,蔣不介意真話從他嘴巴吐出來:「夜總會需要的節目,你是知道的,正統歌舞不受歡迎,一定要有誘惑、刺激。」葛蘭才垂一垂眼簾,隨即回復笑意盈盈:「這個我知道,你們放心好了,就是金先生肯把他的作品拿出來,我也不會隨隨便便在夜總會裏演唱。」

言下之意,商業和藝術,誰都知道不可混為一談。

以前,我還納罕為什麼華語歌舞片要有歌舞場面,幾乎清一色都是紙醉金迷夜夜笙歌,不像荷李活的同類型電影,由最早期的金堆玉砌,到漸漸回歸人間煙火,在大片廠搭起山巒起伏的蘇格蘭高地,如《蓬島仙舞》(《Brigadoon》)(一九五四),在綠草如茵上翩翩起舞。又或一個人撐把傘,在大城小巷踢起水花自得其樂,如《萬花嬉春》(《Singing in the rain》)(一九五二)。歌舞,最好是情景交融,再付之歌之誦之,蹈之舞之。

反觀華語歌舞片,佈景不是沒有,也不能說簡陋,只是它們再怎樣匠心獨運,屬性總是如出一轍,就是歌台舞榭,離不開《教》片中蔣光超一語道破的文化脈絡,既是夜總會,觀眾要的當然不是意境,是現實。

歌舞片本來就為了逃避現實而拍,觀眾又怎可能在矛盾中得到滿足?同樣的,夜總會不就是娛樂場所,它又可以追求什麼藝術?

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邵氏和電懋欲向荷李活取經和看齊的歌舞片,十居八九都是歌舞團背景,歌舞女郎為主角,舞團經理是綠葉又是情人,明顯反映了「歌舞」不能是主食,卻只能是點心的客觀因素:看門道的人少,趁熱鬧的人多。所以場面的大比心思的細永遠更受歡迎。再直接的說,就是,(一)形式比內容重要,因為,(二)歌者,非歌,有一種「品味」,叫醉翁之意不在酒。

歌舞片如果只能是夜總會的秀,當然務求做到「誘惑、刺激」。大女明星化身歌舞女郎,風情萬種便出師有名,由肢體語言,到身上布料的質地與多少,都可以是向底線挑戰。《花月良宵》(一九六八)中的李菁不論是那藍色、紅色,抑或白色的金絲雀,緊身衣加上羽毛點綴的裝束確是惹人注目。《鶯歌燕舞》(一九六三)第一闋歌舞,葉楓和夷光藉手上各有的兩把大羽扇引人想入非非。《千嬌百媚》(一九六一)片頭中林黛和一羣舞者如碧海裏的浮花。《龍翔鳳舞》(一九五九)中李湄和張仲文也是波譎雲詭。這些真傳到了《香江花月夜》(一九六七)和《釣金龜》(一九六九),多少觀眾從未踏足夜總會,卻在銀幕前儼如識途老馬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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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蘭在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中的歌舞女郎別樹一格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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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千嬌百媚》林黛和一羣舞者如碧海裏的浮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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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鶯歌燕舞》葉楓和夷光藉手上各有的兩把大羽扇引人想入非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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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花月良宵》的李菁,緊身衣加上羽毛點綴的裝束確是惹人注目。

是以,葛蘭在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中的歌舞女郎便顯得別樹一格,明知道不能曲高和寡,但又不能繼續以色相示人,李美心身為歌舞大明星的價值,該如何平衡?答案是,若不是身穿旗袍擔任文化大使,便是走向人生哲理傳播「福音」。

只可惜,劇情安排她為了逃避情感,在一幕讚頌天堂美好的表演中失足從高台掉下,當場香消玉殞,莫非弦外之音是,給有志出於污泥的歌舞女郎一記當頭棒喝,那就是背叛大眾慾望的下場?

葛蘭《千嬌百媚》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李菁林黛葉楓